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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汶口“日、月、安徽自古山”图形符号缘何现身皖北？文化走廊凌家滩的玉器与东北红山缘何神似？近日，记者就史前跨地域文化融合现象，安徽自古专访了安徽省著名文博专家何长风。文化走廊

　　何长风介绍，安徽自古爱游戏体育app官方网站入口安徽因其独特的文化走廊地理位置——长江与淮河将其一分为三，形成了淮北平原、安徽自古江淮丘陵、文化走廊皖南山区三个各具特色的安徽自古地理区域，淮河是文化走廊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自古以来安徽便是安徽自古文化交流、交融的文化走廊重要过渡地带，扮演着文化走廊的安徽自古角色。

　　“从新石器时代开始，文化走廊安徽就已然是文化交流的活跃舞台。”何长风以含山凌家滩遗址为例说道，这里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遗址，堪称中华文明古国时代第一阶段的典型代表。在“百大镇馆之宝”评选中，凌家滩遗址贡献了玉人、玉龙、玉鹰、玉猪等珍贵文物。这些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瑰宝，雕刻工艺精美绝伦，代表了当时中华大地上制玉的最高水平，反映出当时人们对天文和自然的深入探究，蕴含着凌家滩先民朴素的宇宙观念、神秘的宗教信仰。

　　何长风进一步阐释，经考古调查勘探，凌家滩是一个大型的高等级聚落，距今5800年至5300年，b体育官方app下载最新版本有统一的布局规划，神权、王权与军权或许在这里合为一体。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称“凌家滩人是首先走上文明化道路的先锋队”，实证了中华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记者跟随何长风的思绪，走进新石器时代的含山凌家滩和郎溪磨盘山遗址。它们的主体年代皆属于崧泽时代，在长江下游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中，宛如两条交织的丝线，串联起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的发展脉络。

　　以磨盘山遗址为例，从马家浜时期的初步发展，到崧泽时期的繁荣鼎盛，再到良渚时期的逐步衰落，一脉相承，宛如一条奔腾不息的文化长河，流淌着史前长江文化的交融与碰撞。何长风说：“良渚文化虽比凌家滩文化晚几百年，但凌家滩可谓是良渚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而良渚则是中华文明形成的第一个高峰，它们共同书写着中华文明发展的壮丽史诗。”

　　不仅如此，凌家滩的玉器还与江苏的北阴阳营文化、东北的红山文化有着某种密切的联系，早在约5000多年前，或许人们就已具备出色的互相学习和交流的能力，他们在交流中互鉴，成就彼此。

　　新石器时代的安徽，文化交流的痕迹随处可见。淮河流域蚌埠双墩遗址的陶塑雕题纹面人头像，生动反映了约7000多年前的原始艺术。遗址中数量众多的刻划符号，与年代略早的河南贾湖遗址出土的契刻符号，都是研究中国文字起源的重要资料。而距今4500年至5000年的蒙城尉迟寺遗址作为大汶口文化的重要类型，发现联排成组的房基，出土的大口尊上带有“日、月、山”的图形符号，在山东多有发现，被认为与东夷族有关。中国考古博物馆现正陈列一件蒙城尉迟寺遗址出土的大口尊。

　　何长风补充道：“大汶口文化的辐射力极强，萧县金寨、蒙城尉迟寺、固镇垓下等淮北地区同时期遗址，都深受其影响。这些遗址主体仍是大汶口文化特征，同时也有地方特色文化融入其中。”

　　安徽文化正是在不断交流、吸收与创新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貌，彰显徽风皖韵的魅力 ，汇入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

　　那时的皖北，文明初绽

　　秦量器铜质铭文诏版。

　　唐三彩兔形瓷枕。

　　在时光的长河中，河南与安徽山水相连、文化相通，两地文化的多元一体性在珍贵文物中得到了生动体现。为此，我们特别邀请了河南博物院副院长、研究馆员张得水，就安徽“百大镇馆之宝”中与两地相关的亮点文物进行解读，探寻那些潜藏在岁月深处的文化意蕴。

　　张得水先后提到陶塑雕题纹面人头像、唐三彩兔形枕、秦量器铜质铭文诏版、西汉二十八宿圆仪等。

　　“此次参选的文物中，不乏淮河文明的杰出代表。蚌埠双墩遗址出土的陶塑雕题纹面人头像及刻划符号，便是淮河文明早期发展的有力见证。这些文物与河南9000年前的贾湖遗址出土的文字符号遥相呼应，共同构成了淮河文明从新石器时代到商周时期的连续发展脉络。贾湖遗址的龟灵崇拜与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龟板，更是展现了中原文化与安徽文化在信仰层面的深度交融。”张得水说。

　　“淮河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连续性在这些文物中得到了完美诠释。”专家强调，“从贾湖到双墩，再到龙虬庄，这些遗址共同构建了淮河文明的发展体系，为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提供了宝贵资料。”

　　大运河作为连接南北的重要水道，不仅促进了经济交流，也推动了文化的传播与融合。张得水特别提到在宿州运河遗址中出土的三彩兔形枕，“这件制作精美、色彩艳丽的文物，是运河文化的典型代表。”“隋唐大运河从洛阳出发，途经郑州、开封、商丘，最终抵达宿州、盱眙，注入淮河。”专家介绍，“在这条古老的运河上，三彩兔形枕等文物的发现，让我们看到了文化在不同地域间的流动与融合。”

　　在安徽“百大镇馆之宝”中，阜阳博物馆的西汉二十八星宿圆仪无疑是一件具有创新性的天文测量仪器。张得水认为，这件文物与河南发现的张衡地动仪、灵台遗址等天文遗存一脉相承，展现了古人对天象观测的深厚底蕴和创新精神。

　　同时，临泉出土的秦量器铜质铭文诏版，则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张得水说：“统一文字、度量衡等措施，是中华文明统一性的重要标识，它们确保了文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河南博物院举办的“蔡国600年”展览，生动展现了蔡国文化从中原到楚地的融合历程。张得水说，蔡国都城的三迁史，正是中原文化与楚文化高度融合的例证。这种文化的包容性，在安徽“百大镇馆之宝”中同样得到了体现。

　　此外，候选文物中的兵器虽代表战争，但也以另一种方式体现了和平的理念。张得水认为：“兵器本身虽与战争相关，但其背后也蕴含着以武止戈、促进和平的深刻寓意。”

　　河南专家对安徽“百大镇馆之宝”的解读，不仅揭示了中原文化与安徽文化的深厚渊源，也展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连续发展、创新包容、追求和平的独特魅力。

　　那时的皖中，楚风悠长

　　新石器时代刻画符号大口陶尊。

　　凌家滩玉鹰。

　　战国中晚期，楚文化迎来了它的发展高峰，其影响力如涟漪般扩散，深深浸润了安徽这片历史悠久的土地。值此安徽“百大镇馆之宝”评选之际，记者有幸就楚文化相关文物，专访了来自湖北省博物馆资深专家、研究馆员王先福，共同探寻那段跨越地域的文化传奇。

　　在访谈中，王先福先生逐一提及了春秋子汤铜鼎、铸客大鼎、朱雀攫蛇漆豆、郢爰金钣、展翅攫蛇鹰、鄂君启金节等珍贵文物。他娓娓讲述：“子汤，很可能是春秋时期楚灵王之时的令尹子荡，此铜鼎或为其生前所用之物。它的现世，不仅揭示了楚国贵族在安徽地区的活动轨迹，更彰显了楚文化在安徽的深远影响。楚国在安徽的鼎盛时期，以寿郢为都，李三孤堆大墓（楚幽王墓）的发掘，出土了包括铸客大鼎在内的众多青铜器精品，不仅展现了楚国青铜器制作的卓越成就，也是楚文化在安徽广泛传播的明证。”

　　作为楚文化研究的专家，王先福先生对安徽淮南发掘的两处楚王墓尤为关注。“据传世文献记载，楚国八百年间真正通过考古发掘确认的楚王墓仅有两座，且均位于安徽，一是战国晚期的楚幽王墓，另一个则是近年来引起学术界、考古界、历史界乃至楚文化界广泛关注的武王墩一号墓。武王墩一号墓的发掘，为我们生动再现了楚王生前的生活场景与死后的葬礼制度，这些发现不仅深化了我们对楚文化的认识，也为研究先秦时期的社会生活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和历史线索。”

　　青铜器、漆器、丝织刺绣，共同构成了楚文化物质层面的三大基石。王先福先生介绍：“楚国的漆器技艺堪称一绝，充满了浪漫与想象。安徽博物院珍藏的朱雀攫蛇漆豆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它以黑漆为底，红漆与彩绘交相辉映，造型独特且富有创意。这种漆器髹饰技艺在湖北地区同样有所体现，如湖北枣阳九连墩封君墓中发现的龙衔蛇漆豆，与安徽的朱雀攫蛇漆豆在风格和技艺上遥相呼应，宛如一条无形的纽带，将湖北与安徽等地的文化紧密相连，展现了楚文化强大的传播力与影响力。”

　　郢爰金钣、蚁鼻钱（铜币）的出土，不仅彰显了楚国在货币铸造上的先进技术与独特审美，更为研究楚国经济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而鄂君启金节的发现，更是意义非凡。作为中国最早的免税通行证，它包括三件车节、两件舟节，分别反映了陆路与水路的免税通行情况。其中的线路走向，为研究当时交通地理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实物证据。

　　王先福先生感慨道：“货币的发现，说明楚国的经济活动已经构建起了较为广泛的贸易网络。而鄂君启金节，则如同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了解楚国经济与交通的大门，让我们得以窥见当时楚国商贸活动的繁荣和楚国疆域的辽阔，让我们感受到那个时代的繁华与活力。”

　　一处处历史遗迹，一件件精美文物，仿佛在诉说着往昔的辉煌与沧桑，引领我们穿越时空，感受楚文化的独特魅力。

　　那时的皖南，吴侬越韵

　　三国吴宫闱宴乐图漆案。

　　春秋兽面纹青铜句鑃。

　　古往今来，吴文化与越文化究竟在安徽历史长河中激起了怎样的波澜？此次安徽“百大镇馆之宝”中，有哪些吴越文化的涟漪？记者专访了苏州市考古研究所所长、知名吴越文化研究学者程义。

　　随着程义先生的讲述，我们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那个吴越风华的年代。吴王光剑的锐利、吴王光鉴的明澈、云纹五柱器的奇异、西周公卣的古朴……一件件出土文物如同历史的信使，静静诉说着安徽的吴越故事。

　　程义先生首先将目光投向了皖南的悠悠大地，“皖南地区，特别是宣城与黄山市周边，作为吴文化的传统区域，出土的早期铜器尤为引人注目。这些沉睡千年的瑰宝，不仅见证了‘太伯奔吴’的传奇，更成为了我们窥探吴越早期历史的珍贵窗口。”

　　在屯溪墓出土的西周遗珍中，一件名为“公卣”的青铜器尤为引人注目。其铭文虽未直接道破“公”之尊名，却作为南方青铜器中早期铭文的稀世遗存，闪耀着智慧的光芒。程义先生感慨，此类器物铭文的稀缺，使得每一件都如星辰般璀璨，它们是我们窥探吴越早期历史的珍贵窗口。

　　程义先生还描绘了春秋兽面纹青铜句鑃，“它倒插于木架之上，形似编钟而口朝上，仿佛在诉说着越国独有的音乐传奇。安徽句鑃的现世，不仅展现了越国音乐文化的独特魅力，更证明了越国文化的影响力远超传统认知之绍兴、安吉等地。随着江西国字山遗址的发掘，带有越国铭文的兵器与原始青瓷相继出土，越国的疆域，北至太湖北岸乃至山东，南达安徽南部及江西，显示了越国文化的强大辐射力。”

　　谈及三国时期的文物，程义先生特别提到了三国朱然家族墓中出土的漆器。“这些漆器上绘制的‘百戏’图案，像一幅幅生动的历史画卷，耍棍、舞蹈、宴饮……再现了当时人们的欢歌笑语。它们不仅为我们研究三国时期的社会生活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更通过铭文与图案，让我们得以一窥当时上层社会的生活状态。此外，朱然墓漆画还为我们保留了三国时期绘画艺术的瑰宝，弥补了因纸张稀缺而留下的绘画资料空白。”

　　“马鞍山三国朱然家族墓，南京的六朝博物馆，武昌的三国大墓，还有我们的苏州博物馆等，共同串起了三国历史的长链。它们如同历史的碎片，拼凑出一幅幅生动的画面，让我们今天依然能够感受那份跨越时空的魅力。”程义说。

（凤凰网宁波 煊祥、涛讯绳）